摘要:
梦露、伍尔夫、卢梭、蒙田……这些世界顶级作家艺术家们,有关他们的传奇浩瀚如星辰,无论是在世或去世。但从未有人从他们的“牙齿”这一特殊道具着手编撰故事。来自墨西哥的80后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通在《我牙
…梦露、伍尔夫、卢梭、蒙田……这些世界顶级作家艺术家们,有关他们的传奇浩瀚如星辰,无论是在世或去世。但从未有人从他们的“牙齿”这一特殊道具着手编撰故事。来自墨西哥的80后女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通在《我牙齿的故事》这部颇具实验性的小说中,通过一名叫“高速路”的拍卖师,将这些牙齿和他们背后的故事串联了起来。在小说中,作家还将故事里诸多平凡人物以大作家命名,例如悉达多、胡里奥·科塔萨尔、拿破仑、卡洛斯·富恩特斯,甚至福柯、乔伊斯、萨特都写进了故事,赋予他们全新的角色——主人公冷漠的儿子、古怪的邻居、活得像一出“喜剧”的叔叔们和擅长演唱“毒鸡汤”的歌手……与以往中国读者熟知的马尔克斯、略萨、波拉尼奥等西语作家不同,这位获萨满·鲁西迪、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盛赞;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阿里·史密斯热捧的文坛新星不仅用这部题为《我牙齿的故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复兴了拉美传统,更用了实验性的笔法打碎了艺术与大众间的高墙,书写了西语文学的新篇章。在本书的后记中也提到了成书的背景。19世纪现代连载小说作为文体兴起的同时,在古巴诞生了一种风行拉丁美洲的奇特职业:雪茄厂朗读者。为了减少手工劳动者重复劳作所导致的单调倦怠,工厂会安排一位工人为其他正在工作的同伴朗读雨果、左拉甚至大部头西班牙历史的书稿。21世纪这种文体在墨西哥的胡麦克斯果汁厂复兴,而重新发现这项拉美文学传统的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瓦莱里娅·路易塞利。她受胡麦克斯艺术馆(与果汁厂仅一街之隔)委托,期望用一篇文章拉近艺术和普罗大众的距离。于是她借鉴了“雪茄厂朗读者”的历史与“连载小说”的文体,为果汁厂工人写一部每周连载,适合高声朗读的小说。《我牙齿的故事》讲述了世上最好的拍卖师古斯塔沃·高速路和他牙齿的故事。一部关于“我”的收藏品们、它们独有的名字和它们经回收后焕然重生的专著。

当我们用“女作家”来强调作家的性别时,就已经暴露出作家一般被默认为男性的事实,这一点和社会上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也正因如此,“女性书写”在当今的文学中成为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它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别于占据社会主流的男性视角。

35岁的墨西哥作家瓦莱里娅·路易塞利住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随着1号线北上,站与站的间距越来越漫长,乘客像石头一样一个个沉默地落出车厢。到达车站后,沿着油漆斑驳却高大结实的高架桥,黄沙颜色的街道向两边摊开。空气闷热。在一个杂草丛生的公园背后,一辆面包车前,聚拢一群梳脏辫的非裔年轻人。车门半敞,有嘻哈音乐传出,年轻人嘴皮颤动,跟着节奏低声诵唱。和皇后区的政府廉租楼一样,这里是美国嘻哈乐的中心之一,换言之,是贫穷与冲突的涡眼。

3月30日,在上海建投书局与世纪文景联合举办的“女性书写,一种撬动世界的力量”主题展中,开启了一场以“漫游者与艺术、城市的发现”为题的瓦莱里娅·路易塞利(Valeria
Luiselli)作品座谈会,瓦莱里娅代表作《我牙齿的故事》的译者郑楠与《上海文学》编辑部主任来颖燕参加了座谈。

离路易塞利家还有五分钟步程的街上,有一栋卫斯理宗教堂,一间男女通剪的发廊,一家名叫GG&J的小饭馆,一家大超市。超市里卖很多种豆类,超乎你想象得丰富,象征着这个街区的人们不一样的食谱和口味。拐到路易塞利家门前,只见一栋小尖顶两层白楼,阳台上两张白色沙滩椅,桃红色的儿童滑板车,花园里绣球花枯萎。对面有邻居修车,播放燥热的拉美音乐。根据最新人口普查,这里有9.6%的白人,29.5%的非裔,3.6%的亚裔,55.4%的西裔。这里的人均年收入18896美元,低于全美人均年收入的29829美元。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1983年生于墨西哥,2014年获《洛杉矶时报》评选的“阿特·塞登鲍姆新人首作奖”,2017年入选波哥大39位拉美青年作家名录,以及柏林文学奖短名单。她出版首部作品《假证件》时年仅27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新星,被誉为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的继承者,是拉丁美洲文学界极具潜力的青年作家。

路易塞利说,她有意选择在这里搭建写作与生活的中心。在纽约,选择住在哪里,或多或少折射出你选择成为怎样的人。威廉斯堡、皇后区、长岛、布朗克斯、哈莱姆,每一个地名都是进入一个小世界的密匙,人们通过它们,粗略地判断你是嬉皮还是中产,你有多忠诚于自己的文化基因。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在路易塞利2012年出版的西语散文集《假证件》里,她是一个喜欢骑自行车的文艺青年,对城市抱有学者式的好奇,会在喜爱的诗人墓前徘徊。而在她2017年出版的《告诉我结局是什么》(Tell
Me How It
Ends),她成长为一名热诚的行动派,为来自美洲中部的儿童移民提供义务口译,并将自己对移民问题的思考集结成册。这种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融入到写作中?为她赢得国际声誉的小说《我牙齿的故事》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

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雌雄同体的

《我牙齿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叫高速路的果汁厂工人,半路出家当上拍卖师的故事。有一天,他拍拍脑袋,决定拍卖自己的牙齿。他谎称这些牙齿来自古今名流,从梦露到科塔萨尔,应有尽有。如果书中交织的粗鄙活泼的口语和晦涩哲思让你摸不着头脑,或许了解它的诞生过程会为你解惑。《我牙齿的故事》在成书之前,是一个连载系列,读者是来自墨西哥胡麦克斯果汁厂的12名工人。每周,路易塞利写下一个章节,将它发送给工人阅读,而工人们对故事进行讨论的录音将发回给路易塞利,她再根据录音把故事继续写下去。与其说《我牙齿的故事》是一本书,倒不如说它是路易塞利和工人们之间的一次合作创作,一件观念艺术作品。按她本人的话说,《我牙齿的故事》
= 狄更斯 + MP3 + 巴尔扎克 + JPG。

“女性主义”的思想,最早由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中提出,它偏向激进的女权主义,渴望打破父权制约。西苏所创造的美杜莎形象和女性主义的主题相契合,因为美杜莎的头颅被割下,表示的是男性强制要求女性沉默。西苏最开始是想反对拉康所谓象征男权的男性中心主义,因为“女性一直被写作粗暴地驱逐”。由此,也催生了很多思考性别问题的女性,如波伏娃、伍尔夫。

今年8月,澎湃新闻在路易塞利家中进行了采访。除了小说本身,我们还聊了聊当代艺术、科技与写作以及身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在这样的思想启发下,女性书写的目的主要在于展现女性作为主体而非男性附庸所进行的文本创作,它有两个目标:摧毁和预见不可预见之事。郑楠表示,上世纪70年代美洲的女性创造了很多作品,正是为了抵抗自上而下的男性强权,进行自下而上的抗争,她们的写作和女性主义是紧密相连的。拉丁美洲从未缺少为女性权利而写作的女作家,瓦莱里娅可以说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而非凭空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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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瓦莱里娅本身并不乐意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她认为,女权主义的成功应当以女权主义的不再呈现为目标。因为,只有大家不再需要强调女权主义,才意味着女权主义的实现。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我牙齿的故事》作者: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译者: 郑楠,版本: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

为写拍卖的故事,曾申请进入拍卖学校

郑楠说,“我也反对两分法,即两性是对立的,或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压迫与受压迫的”。她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希望建立的是两性共同、平等的写作。对此,来颖燕也表示赞同,她提出,由于性别的客观存在,基于自身性别的写作视角是难免的。但是,女性写作不等于要陷入女性立场。为自身女性的客观身份所限制,会使得视角变得偏狭,很多人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自身女性身份的问题。

澎湃新闻: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在来颖燕看来,性别意识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基调,但不能任由其成为我们写作的束缚。优秀的写作是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女性写作所展现的也应当是关乎整个人类命运的。正如伍尔夫所说,真正优秀的作品是雌雄同体的,是超乎性别意识之上的。

路易塞利:我当时在为一场PhD考试做准备,所以大概是2014年。胡麦克斯基金联系到我,请我为他们正在布的一个展写点东西,我觉得直接写那个展没什么意思,但又发现那个艺术画廊和工厂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思。于是我问他们能不能为了那些工人写点什么。

在现场,来颖燕还提到一位男性调查者的报告。报告中,当女性作家被问及是否进行女性主义写作时,她们纷纷表示惊讶与不悦。她们并不是专为女性文学而写作,只是在写作中渗透着自身的性别认识,她们反对自己被贴上“女性主义”这样的标签。

澎湃新闻:所以其实是你决定了这个合作项目的方向。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选中你?

恢复小说在现代世界里的“无门槛”

路易塞利: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也不知道。我猜是因为我的第一本书,一本散文集,《假证件》。我猜艺术界的人读了我那本书。因为是我出了那本书后才开始有艺术界的人来找我。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女策展人,京都的,她不久后找到我,请我去参加一个很奇怪的活动,叫Mind
the
Gap(小心缝隙)。一群艺术家,包括我,我们聚在一起思考图书馆空间问题。这是我干过的最怪的一件事。我们就真的花好几天时间,向对方介绍自己的作品,然后讨论什么是一个理想的图书馆。就这样,艺术界的人开始找到我。尽管我从没写过艺术,或者说没直接写过它,但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本书,我猜书里有什么东西触动了艺术家和策展人。

瓦莱里娅的《我牙齿的故事》是一个虚构与非虚构交织的文本。在写作《我牙齿的故事》时,瓦莱里娅将稿件定时寄送给胡麦克斯(Jumex,国内称“果美乐”)果汁厂的工人们,由工人们朗读、讨论,并将录音反馈给她,她再据此进行修改。

澎湃新闻:艺术界很在乎给艺术作品一个哲学或者思辨的维度。

在这本小说中,有很多文字直接来源于工人们的真实经历,或者录音里的记录,里面有真实的作家,甚至还有真实的照片,而另一部分则属于虚构——这使得她的作品变成虚虚实实的存在。其思考生活和艺术之间、写作和工厂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抑或是缺失某种联系。瓦莱里娅在书的后记中说:“我应当如何在他们之间搭建桥梁呢?与其说是我在写工厂和工人的生活,不如说我是为他们而写的。”

路易塞利:是这样。同时我还发现,很多为画廊做编辑工作、出画册的人,他们对那种“艺术批评体”已经越来越厌倦了。他们找到小说家和诗人,寻求一些不那么一样的文本,或者和实际展出不那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我大概属于那种潮流,不过那潮流不是我开创的。

瓦莱里娅的写作灵感部分来源于19世纪的古巴哈瓦那雪茄厂。那时候的老板为了给工人们解闷,会请知识分子来为工人们朗读文学作品或报刊,并发展为一种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减轻了工人的疲劳,还提升了工人的文化水平,后来传出了古巴之外,在很多地方的雪茄厂,如美国,出现了这样的朗读者。朗读者作为一种工厂内的有机成分,为广大工人所接受。美国有些工厂不愿意工人们受到这样的知识启发,便撤销了朗读者,工人们还为此展开各种抗议和斗争。

澎湃新闻:当你开始为这本书做准备的时候,有没有去过拍卖会?

郑楠认为,本来就有座桥梁存在于工厂和博物馆、工人和写作者之间,只是有时我们自己不去关注它,有意忽视它。很多人,尤其知识分子,对工人的文学是存在偏见的,认为它很粗糙。来颖燕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她说,有时工人创造出来的作品更加感人,古巴的朗读者更像是文学对大众的一种切近。

路易塞利:为了写这本书,我对拍卖行进行了很多调查。我试图进入那个世界,但艺术拍卖是个昂贵的行业,我有个朋友算是业内人士,她答应带我去一次拍卖展,结果我们最后没去成。我最后申请了一所拍卖学校。我得到了……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叙述艺术一直是存在的。在没有小说之前,像传奇等叙述艺术就已经出现。来颖燕认为,小说有更低的门槛,方便我们进入;但艺术不一样,艺术更侧重欣赏性。像进入博物馆,就进入了一个艺术氛围当中,你必须沉入这个氛围来思考、冥想。而小说属于所有普罗大众,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澎湃新闻:证书?

在郑楠看来,小说的预设前提是虚构性的,但《我牙齿的故事》里有很多真实的东西。《我牙齿的故事》不仅仅是表达一种女性书写,而是为了文学上被垄断了话语权的人,去进行打通虚构和现实的实验,让现实里实际的、不可忽视的群体重新进入被垄断的虚构世界。这个群体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工人,总而言之,是要恢复小说在现代世界里的无门槛,让小说重新成为大众的东西。

路易塞利:哦没有,我写信给他们,假装我要申请入学,找他们要项目信息。我收到一个资料包。这帮助我了解一个拍卖师是做什么的,他们如何接受培训。然后我看了一系列视频和电影,有一部电影,名字就叫《拍卖师》。就这样,我用其它方式研究这个行当。但主要来说,真正帮到我的是这个拍卖学校的资料。

活动现场,来颖燕与郑楠。

澎湃新闻:有个叫特德·康诺弗的记者,他想去调查纽约的星星监狱,但监狱不允许他采访里面的工作人员,于是他自己申请去当狱卒。最后辞职后出了书。

当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录不相符

路易塞利:太神奇了。

瓦莱里娅本人对后现代的“拼贴”标签不以为然,但其确实使用了很多这样的技巧。她的拼贴是有意义的,其反对的是无意义的拼贴。拼贴的过程本身就是作品的一部分。整个文学作品的表现过程都属于这个作品。整个作品形成的过程都融入作品本身当中,呈现给接受者的不是单纯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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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写法,瓦莱里娅有自己的看法。“我希望它是我的调查结果所反映的影响,如果我们要给它贴一个标签,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调查文学。”如果看她的其他作品,也能从中发觉档案研究般的痕迹,甚至从有的文字里,还能见到现实生活中瓦莱里娅的影子。虚拟与真实边界的模糊特质,在其今年新写的《LOST
CHILDREN
ARCHIVE》里体现得更加明显。其中穿插了很多无证难民,尤其无证儿童移民所经历的磨难,而其本来是写一对夫妇带着孩子在亚利桑那州的旅行。

澎湃新闻: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要写这个拍卖师吗?

据郑楠介绍,前几年西语美洲比较流行一种小说写法叫autofiction,来自智利和阿根廷。当个人记忆和国家记录不相符时,我们只能通过文学记录下来。真实和虚构的打破,是保全我们记忆多样化的方式。通过虚拟想象来弥补档案记录的空白。瓦莱里娅的《失踪儿童档案》中可以见出这种写法的痕迹。

路易塞利:不是一开始,但很早。我知道我想做什么,而且有几个直觉性的想法。我知道我想要探索工厂和画廊之间的关系,我知道我想赋予工人们声音,让他们对那些画廊里的作品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我进入他们,创造出对话,同时给我一些能写的素材。我觉得要是以策展人来写会很枯燥,而且很做作。要不然就会太讽刺,是吧?我可以拿策展人开玩笑,但这样做又有什么价值呢?讽刺很好,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讽刺故事,但如果你做得太过头,就好像什么都没说,不是吗?我不希望以艺术家为主角。所以我希望这个他或她——最后是一个“他”——能成为艺术世界和工厂之间的桥梁。拍卖师是个绝好的人选。因为我在探索价值和艺术之间的关系,而拍卖师恰好是二者之间的纽带。

《假证件》作者: 瓦莱里娅·路易塞利,译者:
张伟劼,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澎湃新闻:而且拍卖师既是一个销售员,又是个讲故事的人。

来颖燕强调,实验性和传统是摇摆的,他们没有一种明确的定义。在任何时代中,原创的书写与传统的书写都是并存的,正是不断有这样原创的书写,才使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作品。瓦莱里娅虽说是实验性的,但其实有些复古的意味,某种程度上回复到“讲故事的人”的时代。根据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我们现在的经验在不断贬值,人们渐渐丧失了表达自身独特体验的能力,我们不再有“讲故事的人”。

路易塞利:没错。

尽管我们试图超离我们的性别局限,我们很可能最终无法超离,但对于这种超离的渴求是应当的,文学创作需要突破这样的局限。瓦莱里娅的文学中也充满了游戏性,其中的一个游戏是给每一种语言的翻译者提供不同的《我牙齿的故事》的文本,她认为这很有意思,但德语译者对其颇有微词,认为这会让读者误以为是翻译错了。这样的游戏性存在于她作品的很多方面,或许这也是其对现实中各种问题的一种揶揄和反讽。

澎湃新闻:你是怎么选择拍卖哪些作家的牙齿的?

记者:吴鑫 实习记者:陈奎州

路易塞利: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了。故事里面有两类作家的牙齿被拍卖了。一类是当代作家,中国或波兰的读者可能不认识这些作家,因为他们不一定在墨西哥之外很有名,是吧?所以很多这些作家只是我的朋友,因为如果我用他们的名字,他们不会生我的气。我只需要问:某某,我能用你的名字吗?他们会说,当然了,没关系,无所谓。另外一类作家是我记得和牙齿有点关系的作家。有一阵,有个很聪明的小孩问我需不需要一个研究助手。我说我不需要,但他说他真的很想积累些工作经验,于是他帮我做了很多这个小说的调查工作。而且,当你跟别人说起你的项目时,每个人都会跟你讲故事:哦我记得普鲁斯特有这么个故事,他是孟德斯鸠男爵的朋友,这人是个贵族,这个年轻人他牙齿很坏,棕黄色的。他笑时会把自己的牙遮住。但就因为他是一个绅士,而普鲁斯特因为想加入上流圈子,于是他也开始模仿这个手势。我听过很多这种故事,后来就开始读。这也是我喜欢牙齿的地方,因为它真的解释了为什么我决定讨论它。它关乎野心和假饰,同时能揭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牙齿像一个遍布我们印迹的地方。你的恶习,你的虚荣,你在上面花的时间,你的社会地位,我觉得可以通过它来讲我这个故事。

编辑:徐伟 校对:薛京宁

澎湃新闻:我觉得你朋友同意把他们名字借给你这点很有趣,就好像名字也是他们拥有的一件物品。

路易塞利:是吧?你这种表达很好。

澎湃新闻:牙齿变成艺术品,而艺术品,一旦失去它的背景,不一定真的就变得一文不值,但至少没有之前那么有价值了。这是你的一种忧虑吗?观念艺术对背景和概念过分依赖?

路易塞利:很多观念艺术都成立于这种依赖关系上。它依赖的不仅是背景,还有叙事。在这次展品里有一尊自由女神像,艺术家按1比1比例用铜重新浇筑了这尊雕像,然后把成品打碎成几块,直到你无法辨别出它的原貌,然后把它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画廊,这似乎就是一则当代叙事,讲述民主的崩塌。(大笑)就好像你是在硬生生把象征意义写进一个意象。但我们的确是这么做的,我不觉得它就失去价值,但这的确这是一种依赖。我想探索它,但不是去批判一个东西变得一文不值,而是感兴趣艺术和观念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如何把一个故事套在一个东西上,于是让那个东西充满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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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我很喜欢最后一章,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看高速路。我觉得这给整个故事降了温,让它冷静下来,而且对我个人而言,它让故事重新扎根在现实之上。你是在什么时候找到这种完结方式的?

路易塞利:你是说当他闭上嘴,让他年轻的学徒……

澎湃新闻:佛拉金。

路易塞利:叫佛拉金的这个人其实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他写了圣徒的故事。他是个专门写圣徒的传记作者。

澎湃新闻:很妙啊。

路易塞利:我为什么把这个人物放进来?因为我想引入另一个视角,解构我建构的东西。部分原因是这其实都属于同一个机制:高速路讲的故事到最后其实不那么可信,对吧?那么这会对我们正在读的这本书里人物的价值和历史产生什么影响呢?整本书就是一个谎言,一种叙事。

科技当然会影响写作方式

澎湃新闻:你提到这个艺术展,“猎人与工厂”。你亲自去参观过吗?

路易塞利:没有。从来没有。整本书都是远程写的,这其实是这个写作游戏的一部分。我本来可以去的,他们肯定愿意支付我的机票费,这其实是原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写的过程中,我真的很享受通过他人的叙述和版本构建这个故事。好比说,我会使用谷歌地图浏览那个街区的街道,然后安排什么事发生在什么街角。或者我会找到一家咖啡店,于是我就用那个店当背景。就路线规划而言,这本书是很准确的,我还让胡麦克斯当时的策展人助手,一个年轻人,帮我去这些地方拍照。那个人的绰号叫“狗”,他会走到街上,根据我发给他的地图,然后去找这些地方,拍照片。我大部分用的照片都是他拍的。没错,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有时他们会发给我非常莫名的照片,比方说那天办公室发生了什么。有人会在盆景上贴张字条:“不要给我浇水了!我要淹死了。”我开始把这些图片编织进小说里。正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我融入了许多东西,是吧?这是一种另类的观察方式。

澎湃新闻:我问个有点离题的问题。你第一次接触网络/电脑是什么时候?

路易塞利:哈。(笑)你让我觉得我有点老。

澎湃新闻: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意识到你对在线搜索非常熟悉。

路易塞利:我不是千禧一代,尽管其实按照千禧一代的定义,我算是。我1983年生的。我记得我第一次有电子邮箱是16岁。

澎湃新闻:我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很多比我更年轻的人,他们出生时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用iPad了,当他们开始写小说时,肯定会更不一样。

路易塞利:会非常不一样。网络运行的方式,想法串联的方式,当你一直在网络里周游的时候,会很不一样的,是吧?超链接式的框架。我们的大脑正在重新架构自己。我觉得在我的小说里,就科技这方面,我是比较保守的。我的小说里没出现什么科技。比方我刚完成的那本小说,2019年初出英文版。在那本小说里出现了手机,但人物不用GPS、谷歌地图,大概因为我长大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

澎湃新闻:或许跟这本小说有关,它是合作的产物,我觉得它有种超链接小说的味道,所有细节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

路易塞利:没错。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本小说的写作过程比我写其它任何一本都动用了更多的网络工具。这是通过科技写成的作品,这是我唯一一本不是手写的作品。我绝大多数的作品的草稿都是手写的。我的新小说《走失儿童档案》(Lost
Children
Archive),我记了15个笔记本的笔记。写这本书我记了些笔记。我会听音频,然后看地图,看图片。这本书有一种电子科技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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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莱里娅·路易塞利

澎湃新闻:我们刚才谈到了背景和叙事。其实对我个人来说,知道这本小说来自一个艺术项目后,其实也改变了我读这本小说的方式。你觉得对于读者理解这本小说,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有多重要,我们需要这个背景知识吗?

路易塞利:这是个悖论,是吧?这本书说的就是叙事赋予物品价值,而这本书的背景故事也改变了它自身的价值。它其实就是一件观念艺术作品,你可以这样看,对吧?我觉得,如果你知道这本书是怎么诞生的,它的过程,这会改变这本书的价值。如果你知道那件艺术品不是破碎的铜块,而源自一尊自由女神像,那么它的价值就提升了。过程,过程,这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所以,没错,这本书评论、解剖了这一点,但它同时也是它所书写的东西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你似乎很看重这本书不是关于工厂工人,而是为了工厂工人(而写),你还提到你想让小说为某个更广阔的东西服务。我想知道,这个更广阔的是什么?

路易塞利:桥梁。就这本书而言,我更感兴趣听到那些在工厂工作的人们的声音。这些人居住在墨西哥的边缘,我本来永远不会和他们打交道,我本来没法跟他们进行对话。我喜欢把小说想成是连接人脑的一种“组织”,它把不同的现实、心灵和经历连接起来。事实就是如此,你知道吗?通过这个故事,我把他们逗笑了,让他们去思考,去批评,想干什么干什么。正因为这个项目我才能和他们进行一种富有意义的对话。

写作目的就是为了把它写好

澎湃新闻:你在写作时会抱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吗,比如去冒犯、去娱乐?

路易塞利:我以前从没这么干过。我之前或之后的书,我写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它写好,创造一种节奏。但写这本书时,我必须带有目的性,因为它其实带有表演性质。这是一次非常不同的体验。而我的确在想着去娱乐他们。我知道我的这些听众们要在工厂里工作十个小时,完了还要坐在一个类似教室的地方读我写的东西,还要在傍晚讨论,每周三晚上。所以我知道我决不能让他们无聊。我得让他们保持兴趣。

澎湃新闻:我也不觉得娱乐听众有什么不好的,莎士比亚也时时娱乐。但他写得很好。(笑)

路易塞利:没错,就莎士比亚而言,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要指出戏剧也是表演性的,你也得想着观众。我之前从未参与过戏剧创作。但我当时第一次在大脑中出现了观众。我知道那里有12个工人在读我的东西。我写得越多,我对他们的声音、笑声、不同的个性就越清楚,我知道他会喜欢这段,她读到这里会笑,她绝对不会喜欢那段。

澎湃新闻:很有意思啊。

路易塞利:有意思,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觉得自己可以公开批评我。他们从来没听过我的声音,他们是通过高速路的声音知道我的,直到最后一天,我发给他们我的声音。那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大家都很惊讶。他们没想到我是女人。“天哪!这是个女人写的!”

澎湃新闻:他们有什么反馈让你记忆深刻的?

路易塞利: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事。他们会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太蠢了,你不能让这个发生。他们会对某个很小的细节懊恼。高速路第一次拍卖牙齿的时候,他在拍卖柏拉图啊伍尔夫的牙齿,在那个教堂里。我一开始给的价位都很高。他们就说不可能,这太贵啦。于是我就改了价格。改得便宜了很多。还有个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试图阐释我为什么会这么写,“哦他写的主题是故事的价值取决于你是否认识故事里的人。”

澎湃新闻:直觉很敏锐啊。

路易塞利:他们会说:如果这个故事是关于胡安的,而没人知道胡安是谁,那这个故事就没什么意思。但如果这个故事是关于你认识的人的、住在你社区的人的,你的兴趣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人比我先意识到这一点,我听了之后才发现,“对啊,我想写的就是这个。”于是我开始把名字当作具备价值的东西来使用。很多想法都来自他们的讨论。

澎湃新闻:高速路讲过很多故事。你怎么判断一个故事好不好?

路易塞利:靠他们(听众)。

澎湃新闻:靠他们?

路易塞利:有的故事他们的反响会很好。而且我在这本书里用了不少他们讲给我的故事。“哦今天我在开车,结果被一个警察拦下了”,我会对这个故事进行再创造。这也很有趣。因为把这些他们已经讲过的故事重新讲一遍就在他们眼里赋予了这个故事价值,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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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造同情的价值

澎湃新闻:你提过文学作为社会的桥梁。你之前为美洲中部的儿童移民作法庭口译,现在在参与一个监狱项目。

路易塞利:我现在正在参加。

澎湃新闻:你还记得你是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种“社会责任感”?

路易塞利:我的家庭就是这样的,尤其是我们家庭中的女性,她们都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看见墙上那张照片了么?那是我的外婆。她生了九个孩子,尽管如此,每到周末,她会去墨西哥的一座山上,在那里有一个非常边缘的原住民群体,对教育、食物有很大的需求。她毕生都在那里帮忙。我的叔叔最后搬到那儿,和另外一个人共同成立了一所学校。我母亲在那儿也工作了很久,她还介入了1994年的恰帕斯起义,发生在墨西哥南部,你估计不记得,你太年轻了。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运动,称得上一场革命,我母亲是其中的一份子。实际上她有一阵还离开了我们,搬到丛林里去了,去工作。她在那儿有点类似于游击队。但她主要和原住民的女人和儿童一起合作,那个社区在和墨西哥政府作战。我认为这种责任感来自我们家庭中的女性。我从小在其中长大。但我只在最近的写作中才融入了这种责任感。它从前不是我写作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这个问题和上一个有关。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文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路易塞利:我的答案有点一目了然。我总是会强调同情的价值:文学其实创造的是对他者的同情,让看起来很遥远的东西变近。而且就算作为一种大脑神经的活动也罢,当你阅读时,你其实是在思考另一个人的思考。你在消化吸收另一个人语言的节奏和意象,这是百分之百的同情,一个大脑阅读另一个大脑。这是我们能真正抵达另一个人的最深处。它甚至比我们现在在做得要更深:你在听我说话,思考;但当你阅读时,你是在生产我的思考,不是吗?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训练同情的练习,不仅仅是情感上的,也是智力上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还有一点,我敢肯定你也经历过这点:当你阅读时,你会发现你在体验一种更深刻、更有趣、更多样、更奇怪的现实。作品是一层滤镜,当你阅读一本真的很有趣的书时,你会发现一切都开始模拟文字的那种模式了,是不是?

澎湃新闻:回到这本书。你为什么会对英文版基本上进行了一次重写?

路易塞利:因为我是个工作狂。我觉得西语版还需要修改。当时我没机会这么做。编辑流程有点赶。作为一个年轻的作家,很容易落入这个圈中。我觉得当人年纪大些之后,就会说“不,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克里斯汀娜(英文版译者)是在我写的同时进行翻译的,因为产品目录是双语的,英语版和西语版必须同时完成。所以克里斯汀娜是这世上除我之外唯一一个听过那些录音的人。所以她也是整个项目的一部分。她会坐在家里听那些录音,边听边笑。而且我觉得我在用西语写的时候也在读她的英语翻译,那其实或多或少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影响,我会自我修正。这就像凝视你在镜子里的投影。我会想:哦这个在英语里不错,说不定西语里也可以改进一下。

澎湃新闻:你从前提过你过着一种四处漂泊的生活,但我猜你现在扎根下来了?

路易塞利:没错。我想待在纽约。生平第一次我买了房,我拥有了一座房,拥有了一棵树(笑)。美国现在对移民的态度越来越糟。我会留在这里,与它对抗。这个国家给了我学习和写作的机会。我喜欢这里,喜欢这里的文学世界。但我的处境相对比较脆弱,因为我不是公民。如果事态变糟,我可能会遭受与公民不同的对待。我生长的地方不会发生这种事。尽管墨西哥有很多暴行发生,但它是个很自由的国家。我不习惯这种生活状态,有点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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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在《假证件》里,你提到诗人希尔维托·欧文,在美国生活的墨西哥诗人,他似乎和你的生活处境有相似之处。你还在用西语写作吗?

路易塞利:哦不,我上两本书都是用英语写的。《告诉我结局是什么》是用英语写的,然后重新用西语写了一遍。但《走失儿童档案》我是完全用英文写的,而且我不会自己把它翻成西语,这太难了。那本小说很厚,很难。我不会再写这样一本书了。

澎湃新闻:写英语和写西语的瓦莱里娅有什么不同吗?

路易塞利:我不知道。你得去问一个读过我的西语版和英语版作品的人来判断。我不知道。我活在双语之中:在我的家庭,我们说两种语言,经常话说到一半就切换语言。我们会用英语开始一个句子,用西语结束。我做梦也梦到两种语言。对我来说英语是西语的延续,所以我不知道答案。我认为我刚完成的这部作品,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一本小说。目前为止。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它是用英语写的,但也有可能仅仅因为我年纪大了,经历更丰富了。或许两者都不是,只是我需要认为它是最好的,不然的话也太惨了。想想看——我的第一部小说比我的第五部还好!这得多悲哀啊。(笑)